中华读书报3月29日《家园》版上发表了黄天祥先生的《文章千古事，薪火有人传》一文，很有教益，也很有味道。
蒋天枢先生也是我的老师，1957年我进复旦中文系时教我们古代文学史第一段。蒋先生当时已经六十左右，但精神矍铄，两眼炯炯，上课总是西装笔挺，头发梳得非常熨贴，一口山东话。古代文学史最难的就是第一段，也相对乏味一些。但是蒋先生讲起来神彩飞扬，旁征博引，尤其是用他那山东话一吟诵，那才叫有味。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拉着长声自我陶醉也使我们陶醉地讲解并反复吟诵《周易·屯六二》“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的情形。他讲《诗经·小雅·采薇》充满了感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那种上课真是一种艺术享受。“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思”，究竟应当怎么读，他从音韵学、方言学等几个方面作了简要的说明。讲《楚辞》时他总是将“兮”读成“e”，而不是通常的“xi”。他又举出一些例证，从不同角度证明上古时楚地的“兮”音就接近今天的“啊、呵”，应当读成“e”。具体知识我都忘了，但是这种不苟同成见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做学问的方法记住了。
由于蒋先生多次提到王国维，钦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都以为他是王国维先生的入室弟子。蒋先生遗憾地说：“我没赶上。我只能算是王先生的私淑弟子。”学生大概都有评论老师的习惯，我们也有这个“毛病”。对于有的老师甚至教授———那时候教授远不如现在这么普及，当年有的大学中文系仅一位教授，而复旦中文系十三位，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也颇有微辞。但是对蒋天枢先生大家都十分敬佩。
陈寅恪先生有幸，有蒋天枢先生这样的学富五车人品高洁的弟子肯于牺牲自己的著述机会，以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为他整理出版文集。蒋先生也有幸，带出了章培恒先生这样的高足。而章先生同样有幸，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得遇蒋天枢先生这样的恩师悉心栽培，早早地就崭露头角。
章培恒当时是蒋先生的助教，所以也是我老师，只比我们这些从高中考入的新生大三五岁，而比有的调干生小三五岁。我们很快就发现章培恒是助教中的佼佼者，而且听说老先生们对他的功底评价很高。当然我们也听说了他的“历史问题”———差一点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还算运气，还让他当助教，而后来以美学专家名世却英年早逝的施昌东先生就只好在系资料室工作。到了四、五年级我不止一次领教了章助教的学识。当年复旦中文系每学期总要举行几次小型学术讨论会，学生也可以参加。内容有研究生（顾易生即其中之一）阶段成果汇报，还有别的什么。地点通常是在1200号——复旦教学区的建筑命名以数字为序，数学楼是600号，生物楼是800号，1200号是主楼——一层的一个教室。我旁听过两三次。有一次忘了是讨论谁的论文，老中青专家都一致给予好评。我对身边的一位师兄说：“看样子没问题了。”他摇了摇头小声说：“不一定，章培恒还没发言呢。章培恒不说话还不能算数。”章培恒大概是考虑到自己“有问题”，又只是助教，所以历来发言很迟。90年代时他早已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的委员了，说话声音依然很低，当年自然就更低了。那次他首先肯定了那篇文章的一些优点，接着指出了它的几处硬伤。他对材料的熟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些人一进大学就赶上反右，一路“运动”到毕业，再“运动”到“文革”。等到不再“运动”了，已入中年，健康和学术上都已经运动不动了，所以经常有些怨气和惰性。但是再一想，比起由于“文革”而未能升入大学深造甚至无法完成中学学业的比我们年轻者来，我们也还算是幸运的，不但读完了大学，还遇到了蒋天枢先生等许多好老师，实在是比下有余。知足常乐罢。又听说年已耄耋的蒋先生放弃自己的著述历时好几年来为先师陈寅恪先生编文集，比我们只大三五岁遭的罪更多更久的章培恒先生始终坚持治学，硕果累累，于是耳畔便又响起蒋天枢先生用山东话吟诵的声音：
路漫漫其修远兮（e）
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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